湖南省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研究 ——基于产业中细分行业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遍布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通过深入分析湖南省投入产出表,利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三个具体测度指标,发现湖南省农业及其5个细分行业对7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均表现出正向拉动效应。其中,农业对销售服务业和物流服务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对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有微弱拉动效应;对教育服务业拉动效应不明显;农林牧渔服务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畜牧产品和渔产品,林产品和农产品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不够明显。为了充分利用湖南省农业优势,强化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必须从夯实农业基础、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加强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深度融合。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但部分乡村旧貌未改;农田荒芜严重,土地流转不畅;种养收入低下,农产销售困难;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集体合作社模式短缺;文化设施缺乏,风俗习惯落后;老农依然辛劳,养老问题难解。带来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认识存在偏差,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集体经济脆弱,干部责任意识不强,缺少产业支撑,乡风治理乏力。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投资取向;改善乡村交通,加强基础设施;完善村居环境,实施“五改五化”;推动土地流转,培育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强化党组织建设,重视选人用人。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湖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差异测度研究

基于2007—2016年湖南省100个 县域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协调度指数、重心模型、ESDA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湖南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重心偏移、空间自相关性等特征,探讨湖南省人口、经济变化及时空协调。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对人口存在事后调节作用,各分区间存在差异;人口、经济均呈现“东密西疏、核心-外围圈层、低等级城市连片”的分布特征;经济对人口流动存在虹吸效应,区位劣势、资源枯竭型县域人口外流较显著;研究时段内,核心城市聚集作用渐趋增强,人口流动具有经济导向性;人口与经济重心均向东北偏移,且经济重心移幅大于人口重心移幅。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人口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经济则呈现低-低集聚态势。     

个性化表达的盛筵——2014年度湖南散文创作综述

2014年湖南散文创作成绩斐然,个性化表达成为其鲜明标志,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在思想情感方面,以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和对现实人生的个性化思考为亮点;在文体方面,则表现为独特的历史文化品位以及叙述手法的革新。     

开发区发展阶段识别及差异化调控对策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在文献回顾及相关专家访谈基础上,提出开发区成长指数、成长速度、成长累积的概念,并设计出计算方法,以此对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及调控对策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划定几个临界值识别开发区发展阶段;然后说明湖南开发区发展呈现的明显的不均匀性;最后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特征提出相关差异化调控对策。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吉首市构建大湘西新型旅游中心城市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吉首市构建大湘西新型旅游中心城市的必要性以及其构建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就有关吉首市旅游发展定位、区域旅游一体化、吉首旅游资源整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等几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建设大湘西新型旅游中心城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为吉首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